大唐盛世，无非是隐忍与妥协

当蛮夷的外交使节们进入大隋的首都时，是被真正惊艳到了。

如此名贵的丝绸竟然被挂在街上的每一棵树上，这要富成什么样才可以这么玩啊。

而部分地区，收粮食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建造粮仓的速度，这使得隋文帝的财政状况非常健康，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经过几百年的争斗，大隋继承前人的先进经验，构筑了极为高效的官僚体系。

因此，每当民间出现财富剩余的时候，整个官僚体系都可以极为高效的将这些钱从民间抽走，并源源不断的堆入财政中。

到了隋炀帝的时候，要打仗、造大运河、修建洛阳城、还要三下江南，所有这些庞大的财政开支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同时开展，瞬间让极为富足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足。

可问题是，由于长期高效的征税，大隋民间早就没钱了。

更麻烦的是，由于民间没有什么钱，也就没有什么消费能力了，而且隋炀帝花钱的地方都相当于其自用，根本无法用于民间消费。

这就使得大隋的经济开始快速走下坡路了，但是，财政还在高效的收钱，也还在高效的花花花。

根据史书的统计，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大清之前，人口达到2000万就会产生王朝的更替。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无法养育更多的人了。

所以，虽然上面说的是“人次”，那么，假设1个人被前后征调了10次，那也是100万人啊。以今天中国人口基数做对比来帮助我们理解，那起码也要有至少相当于今天7千多万的人口长期被征用进行这些不赚钱的事情。这对于经济的打击非同小可！

因此，大隋亡，本质上，是亡于帝国对于民间的财富搞的太清楚了。一清楚，马上就管不住手，就要收钱。收了钱，又不给最起码的社会保障，而是全部用于各种不产生财富的工程、战事，相当于全部被隋炀帝自用花了。

所以，整个帝国其实高度脆弱，看似短期非常强大，其实早已是被掏空了国力，外强中干罢了。

—————————————

轮到李渊当皇帝的时候，他心里也有点慌啊。

前朝又是一个二世而亡，大隋之前则是几百年的杀戮和征伐，近乎没有几个豪门贵族可以后代得到善终的。

所以，他李家能否改天逆命？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在充分理解隋朝灭亡的原因基础上，李渊选择了粗线条。

在宋朝之前，中国其实长期是有着贵族门阀的，这是宋朝开始后的一千多年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即，中国的历史完全可以分割成2部分，宋朝前的贵族门阀时代，和宋朝后的全面皇权郡县制。

我们近代知识分子痛骂的所有孔家店的东西，其实都是宋朝开始的。

也因此，我们马上就可以理解，在初唐的时候，除了外部有少数民族野心勃勃，里面各地还有门阀贵族。如果处置不当，后果不堪设想，分分钟李唐变“例汤”，被人家端了。

左思右想，李渊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难得糊涂

各地门阀为了规避被中央收钱，拼命隐瞒自己真实的人口基数，大唐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官僚体系收钱的体系变得更加粗放，存心给民间储蓄留下活口，假装自己不知道。

各地藩镇实施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在拥护中央的同时，中央也不去详细查究他们的财税情况如何。

反正，能够糊的就糊，存心不搞清楚民间到底有多少实际的财富和储蓄，则官僚体系也就很难高效的收银子了。

恰恰是这种看上去非常怂的做法，让大唐的民心凝聚于中央，更让各地的权贵门阀也安心归附。

最为关键的是，民间储蓄开始休养生息中积累，大唐繁荣的画卷也逐步展开。

—————————————

纵观隋唐，初唐的怂是一目了然的。

原本李唐就是关陇集团延伸出来的豪门，风格彪悍，脑子清楚，做事干练。

可到了坐天下的时候，却无处不是妥协，甚至以牺牲短期财税的方式，坚决不大兴土木。

与此同时，太宗年间还积极鼓励商业，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安史之乱”前的历任皇帝也都对商业采取了放任政策，烟酒、关市等大小交易均不征税。

用现代话语表述，那就是积极发展市场经济。

也因此，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

这种少收银子，多养内需的做法，配合都市圈模式的打造，自然让唐朝的经济与隋炀帝时期迥然有别。

很明显，隋炀帝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不管是工程还是打仗，本质上，都是赔钱的东西，是没有人买单的，无法转化为财富。

这就使得隋炀帝需要不断向民间收取更多的钱来填补自己现金流的亏空，且根本无法止血。

毕竟，生产的过程是消耗成本的过程。只有有人买单了，实现自由交换了，成本的负担才是别人承担。

反之，唐太宗的做法完全不同。

积极发展商业，减少强行征收各种赋税，这使得大量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可以通过市场来转化为财富。

不仅如此，由于鼓励商业，大量财富就被沉淀在民间，自然唐朝的综合国力极强。

对于唐朝中央而言，只要确保强而有力的一只军事精锐就可以稳住大局。

这其实就是小政府、强政府模式，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所必须的前置条件。

而隋炀帝呢？拼命收银子，变成了大政府、强政府模式。

可最终，由于需要不断找民间储蓄填补自己的现金流缺失，自然也就变成了竭泽而渔。

难得糊涂，存心不去搞清楚民间的储蓄是多少，这或许就是李渊留给其子孙最大的政治遗产了。